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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與妻子朱安剛從八道灣11號院搬來。此前的近四年時間，他和母親、二弟周作人一家以及三弟周建人一家共同住在那個院子里，度過了他生命中最為其樂融融的時光。
然而1923年7月14日，魯迅在日記里寫道:“是夜始改在自食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一直共同飲食的大家庭里，他突然獨自開伙。7月19日，魯迅收到了周作人那封后來變得極有名的絕交書。14日那天發(fā)生了什么，無人知曉，但是此后魯迅、周作人兄弟的決裂，眾人皆知。
磚塔胡同61號是朋友許欽文、許羨蘇兄妹幫魯迅找的房子，許羨蘇的同學俞芬和兩個小妹妹住在這里，有幾間余屋，可以分出來暫時居住。魯迅夫婦安頓下來后，也在到處焦灼地看房子。這里成了魯迅北京生活中的一處驛站，有點簡陋和孤寂，也有點沉默和悲憫。
這一年秋天起，平日魯迅在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外國語學校、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等地講課，晚間歸家，就在燈下漫筆。或編寫講義，或翻譯外文書籍，或?qū)懶≌f，或整理文稿。著名的《中國小說史略》下卷、《祝福》、《在酒樓上》、《幸福的家庭》、《肥皂》等作品，就在這里問世;第一部小說集《吶喊》、《中國小說史略》上卷也在這一年里印成。
這是一個和從前的居所不太一樣的院子。自1912年來京后，魯迅先后住過紹興會館、八道灣11號院、磚塔胡同61號以及西三條胡同21號院，前二者都是與外界有些隔絕的，雖說算不上深門大戶，但院門一鎖，就是個與世隔絕的桃花源。然而，磚塔胡同61號這幾間屋子是與鄰里沒有太多阻隔的，魯迅在這里真正熟悉了許多底層勞動人民，他們的悲歡也真正開始介入他的生活與思考。魯迅的居室外有小小的庭院，院里平平常常種著幾株花草，方寸之地里，他時而踱步沉思。
1924年2月7日，大年初二，魯迅一夜未眠，遠近的爆竹聲纏繞著他的思緒，也纏繞在他的筆端。“我給那些因為在近旁而極響的爆竹聲驚醒，看見豆一般大的黃色的燈火光，接著又聽得畢畢剝剝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祝福》這篇滿載著底層民眾悲慘經(jīng)歷的小說，就這樣在磚塔胡同61號的燈光里畫上句號，后來，這篇小說被收入魯迅的第二本小說集《彷徨》。“彷徨”，更像是這暫住的居室和動蕩的世事帶給他的情緒。
1924年5月，魯迅與朱安從這里遷出，移居西三條胡同21號院。磚塔胡同61號，只留住了他們9個月余。
故居面臨拆遷——真的“不屬于文保單位”嗎
2012年3月13日，因為一則拆遷消息，我們來到磚塔胡同84號院——這便是89年前的61號院，也許在某一段歷史里新?lián)Q了門牌號。原本幽深的胡同已經(jīng)消失，只剩孤零零的院子，木門緊閉，墻上有斑駁的痕跡，院子里的古樹在料峭春寒里舒展著空蕩蕩的枝條，院子在附近高樓大廈的映襯下顯得更像一段被遺忘在時間角落的記憶。墻上用白色圈出的“拆”字格外刺眼，門口貼著一張“豐盛危改小區(qū)西區(qū)C區(qū)項目定向房配售辦法”。在這里，我們幾乎已經(jīng)無法想象當年魯迅生活的場景，心中升起濃濃的落寞。
附近的居民介紹說，這院子里魯迅住過的那間屋子，唐山大地震那年已經(jīng)翻新過，不再是當年的模樣;院里現(xiàn)在住的是三戶人家，其中一位在這居住過50多年的老太太，在翻新之前就住這。不過，有的居民認為，翻新過的魯迅舊居沒有保留的價值，反而有點影響市容，“拆了之后在這立個碑紀念下就可以了，我最關(guān)心的是拆了之后要干什么。”她說完，搖搖頭，走開了。
西城區(qū)政府的官方微博“@平安西城”，也強調(diào)說，“此處房屋早已改建，歷史文化信息無存，未被認定為魯迅故居亦不屬于文保單位，該處將按規(guī)劃實現(xiàn)綠化。”
這失落的建筑，在人情的冷漠中，越發(fā)顯得蕭瑟。我們并不愿意承認，它已沒有存在下去的理由。
名人故居的意義——擁有散布在空氣里的文化氣息
“這處故居其實非常重要，雖然魯迅居住時間很短，但是在這里他真正與北京底層市民有了接觸。這次遷居對魯迅思想的沖擊較大，對家庭也產(chǎn)生了反思，可以看到，在此期間他創(chuàng)作的《幸福的家庭》等小說帶有強烈的反諷意味。”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北京魯迅博物館前館長孫郁這樣說。
孫郁說，魯迅在京的幾所故居他都去過，帶學生去得最多的是位于西城區(qū)阜成門內(nèi)宮門二條19號的魯迅博物館，這也就是當年遷出磚塔胡同之后魯迅居住的西三條胡同21號院。“去這些地方，容易讓人發(fā)思古之幽情，很生感慨，只有在那樣一種文化環(huán)境和氛圍中，才可能出現(xiàn)如此偉大的思想家。”孫郁很難理解因為不是文物保護單位而要拆除故居的舉動，他認為這反映了一些單位追求利益的觀念，在城市保護中，那些人缺乏文化情懷。
“現(xiàn)在的關(guān)鍵是中國人沒有歷史感，對歷史太過遺忘，實用主義太強。”孫郁認為，建筑語言是一個時代的符號，能喚起人們的記憶，這種文化遺產(chǎn)應當保護。
“現(xiàn)在博物館里很多魯迅的遺物，如一些生活用品，一些文章的手稿都來自磚塔胡同61號。”北京魯迅博物館主任錢振文告訴我們，如果四處故居都能保留下來，魯迅在北京的行蹤就能完整。
或許，故居存在的意義不僅僅在于憑吊和研究名人。
《文藝報》總編、文學評論家閻晶明談到，魯迅在北京集中居住有14年時間，他真正成為中國新文學的旗手、中國現(xiàn)代小說的開創(chuàng)者，都是在北京完成的。“一個人的居住地，比如說具體哪個街道哪個巷子，和一個人事業(yè)的成長沒有直接的聯(lián)系，但人們對名人故居的留戀和依賴是可以理解的。”閻晶明說。不過，他曾專門去考察魯迅居住過的城市，北京、上海、廈門、廣州。他感慨說，其實魯迅一生都找不見一個最符合他理想的詩意的居住地，相比之下，北京是他最喜歡最留戀的城市。
《中華文學選刊》主編、文學評論家王干覺得，對名人舊居這種毀滅性的拆遷，是對國家歷史不負責任的一種表示，“《祝�！返茸髌范际窃谶@寫的，這些都是中華民族文學的寶貴財富。我到奧地利去，就能看到卡夫卡的故居，有他寫作的地方，是很小的房子，也不奢華，但都被保存下來了，這成了奧地利的一個文化景觀。”
王干很細膩地感覺到，名人的舊居不一定有很多實用的價值，但是在那里能“看”到一種名人的氣息，它散布在空氣里，讓人感懷。文化本來是種氣息，魯迅也本來就有種氣息。“為什么北京有文化?因為這些老建筑有文化的氣息，如果我們把這些氣息都拆掉了，城市就變成了水泥的叢林。”
順著這種“氣息”，我們可以找尋到有關(guān)魯迅文章及其精神的一切。
留存文化記憶——對精神的拆毀比拆毀故居更可怕
好的作品，歷久彌新。王干說，少年時讀魯迅，只感覺他是個熱血青年，但現(xiàn)在來讀，就能讀出他作品里蒼涼、無奈的一面，能感覺到一種智者、圣者的痛苦。
猶記得我們中小學語文課本里隨處可見的魯迅的文字。在一片天真爛漫的歲月里，語文課堂上素有“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樹人”的傳統(tǒng)。而到了開始關(guān)注社會的年紀，很難想象有哪個中文系的學生膽敢跳過他這一環(huán)——魯迅早已成為文學史上一面孤獨而鮮明的旗幟。
然而，在中小學教育的改革中，魯迅的文章漸漸走出了語文課本，似乎隨之而來的，是目前人們對魯迅精神的關(guān)注在慢慢淡化。是魯迅精神已經(jīng)失去了時代意義么?或者，是當下人們習慣了“躲進小樓成一統(tǒng)”，甚至失去了直面時代的勇氣?
王干說，魯迅真正意義上的精神是啟蒙，對國民有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試圖喚起民眾，批判國民的劣根性，“當然現(xiàn)在不能再像魯迅當年那樣啟蒙，但是他讓民眾明白真理、正義、普世價值，這都是值得推廣的。”
“我覺得魯迅精神就是反奴役，警惕人成為奴隸。人是有選擇的，但人可能成為所選擇對象的奴隸。魯迅意識到人的選擇存在問題，對此很警惕，所以他的一生都是針對人生的困難發(fā)話。對于快樂等人生話題，他基本不說，他思考的是人遇到困難、死亡、絕望，遇到繞不過去的坎應該怎么辦。”孫郁這樣解讀魯迅精神。他認為，在這方面，魯迅精神是一種斗士精神，是一種克服困境的悲憫的人間情懷，“他的所有思考、創(chuàng)作、努力都是圍繞‘落后的民族怎么擺脫困境，能夠站立起來’這個話題進行的。換而言之，魯迅精神是一種個人的解放和民族解放，或者說是人類至愛。”
事實上，我們并不期待魯迅精神能夠不朽。魯迅也曾強調(diào)，他但愿自己的文章是速朽的，這表示時代的進步湮滅了他的擔憂。可是，在一切都還沒有變得太樂觀之前，淡忘魯迅也就意味著淡忘國民的劣根性——對魯迅精神的拆毀比拆毀故居更為可怕，在急著拆掉魯迅的浪潮中，會不會有人停下來想一想這些呢? 仙人球怎么養(y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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