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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年近70歲的羅若放最渴望的是自由和家人的陪伴,而絕非金錢,只是這種醒悟卻來得太遲了。
2015年3月至2018年8月期間,羅若放先后任石壩村村委委員、村委主任,負責協(xié)調石壩村征地拆遷工作?粗还P筆數額巨大的補償款,羅若放動起了歪心思。
2016年上半年,東部產業(yè)園在石壩村開展某征地拆遷項目。羅若放向園區(qū)負責征地拆遷工作的徐某等人(已另案處理)承諾,配合做好工作,但要“稍許”給點好處。而徐某等人也想從中牟取利益,見羅若放如此表態(tài),雙方一拍即合。在羅若放、徐某運作下,他們從發(fā)放補貼的9個戶頭中,選取熟識的村民戶頭,通過虛報苗木數量與更改苗木胸徑大小的方式,一次性就套取了27萬元。
第一次嘗到甜頭后,羅若放認為找到了一條發(fā)財捷徑,心想一定要緊緊抓住徐某這條線。錢到賬后,他立馬送給徐某5萬元現(xiàn)金和2條名貴香煙,捆緊他與征地拆遷工作人員之間利益集團的關系。
之后,他們利用負責征地拆遷工作并熟悉相關政策的優(yōu)勢,鉆制度的空子,牟取更大利益。
2017年10月,在該村某標準化廠房建設項目中,徐某同意在苗木補償中給羅若放“少打折扣”(即多給予補償)并解決一些處理麻紗的費用。
羅若放心領神會,他聯(lián)系征地協(xié)調辦工作人員艾某(已另案處理):“這項目可否做費用出來。”艾某說:“可以。”清點苗木時,羅若放同艾某講:“到時給你們一點費用”。艾某看土地上苗木不多,有虛報套取苗木補償款的空間,就和羅若放商量如何操作。羅若放提議,按苗木實際數量先付村民補償款,再由他簽字報補償名單給艾某,艾某夸大苗木數量后再按程序報批。
隨即,羅若放把這塊地上種了苗木的農戶,單獨喊到現(xiàn)場清點苗木的數量,談好補償價格,并交待這些農戶以后就不用管了,他再晚上給每戶送錢。有些農戶在這個項目里有土地但沒有苗木,羅若放就以這些人的名義,憑空捏造戶頭套取苗木補償款。同時,對村民說,搶栽搶種的苗木,補償費只能打四折,事實上艾某等人做申報資料是按百分之百的標準補償的。
對于有工商、稅務登記的花卉苗木公司,苗木移栽后還有養(yǎng)護補助費,羅若放通過借取苗木公司資質,直接套取苗木移栽后養(yǎng)護補助費。
同時,因苗木公司是私人的,不屬于村務管轄范圍,發(fā)放到苗木公司的苗木補償款無需在村務公開欄公示。這一監(jiān)管漏洞又被羅若放等人很好地利用,他們利用苗木公司向農戶發(fā)放補償款,掩蓋其虛報套取行為。
通過這些方式,從2016年至2017年的兩年時間里,羅若放等人將村民的苗木補償款當作“提款機”,從6個征地拆遷項目中,大肆虛報套取苗木補償款,羅若放共非法獲利115萬元,向徐某、艾某等人行賄56萬元。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再隱蔽的手段在群眾的監(jiān)督面前也無處遁形。根據群眾舉報,羅若放這一隱藏在村級自治組織中的“蛀蟲”終被揪出,與之相關的國家工作人員也一并受到黨紀國法嚴懲,其中徐某被開除黨籍、撤職降為辦事員,艾某被開除黨籍、解除勞務關系。
益陽高新區(qū)紀工委以此案為鑒,向相關職能部門發(fā)出監(jiān)察建議,深入排查廉政風險,梳理征地拆遷工作流程,完善審批流程和財務制度,完善征地拆遷丈測分離制度,全面公開補償標準、補償面積、補償金額,明確駐村第一支書對所在村的征地補償明細再審核再把關,實行簽字負責制,為基層拆遷人員的權力加上一道監(jiān)督防線。同時,召開專題警示教育會,對征地拆遷一線人員和村干部進行點對點警示教育,嚴明工作紀律,狠剎侵害群眾利益不正之風。
村(社區(qū))干部工作在基層第一線,直接聯(lián)系群眾,與群眾面對面打交道,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具體宣傳者、執(zhí)行者、落實者。當選為村干部,就應對得起群眾的這份信任,當好群眾的貼心人、守護者,而不能在利益面前動起了歪心思,反而成為啃食群眾利益的“蛀蟲”。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來源:清風益陽